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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30日，多家媒体报道称，璧山区TOD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举行盛大开工仪式。
巨大的红色展板主题为：
“开工慰问活动”
台上的六位嘉宾之一，有红星美凯龙集团原执行总裁高某。
也正是这个项目，在时隔2年后，高某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23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
该案于2024年12月一审宣判，后同案人谢某提出上诉，高某本人未上诉。
近日，案件二审判决书正式公开。
法眼从重庆一中院获悉，高某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利用负责外资引入任务的职务便利，在与交易对方签订合同过程中，将原本10%服务费增加到13%，套取公司资金501万元，与谢某七三瓜分。
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并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最终获判三缓五，罚金20万元。
同案人谢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未适用缓刑，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律人都知道，正常来讲，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所判刑罚应比从犯谢某要重。
但为何会出现如差异，主犯高某被适用缓刑，而谢某却未能被缓刑？
事实上，影视剧大白墙上的八个大字绝非虚言：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起案件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往下看。
根据法院认定：红星XXX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控股公司）系红星XXX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X家居公司）的控股股东，案发时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车某。
被告人高某自2019年2月起在XXX家居公司工作，主要负责XXX家居公司在西南区域的相关项目，同时按照董事长的安排负责XXX家居公司关联公司的相关工作。
XXX控股公司与重庆璧山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约定XXX控股公司完成1亿美元的外资投资。2021年9月，XXX控股公司董事长车某授权高某全权处理此业务。
高某利用其全权负责外资引入任务的职务便利，在知晓袁某要求的10%业务费用远远低于其他资方报价后，与谢某等人商量后，私下与袁某一方约定：由袁某一方帮XXX控股公司完成3000万美元引入任务，并按照引入外资金额的13%收取服务费，即390万美元。
多出来的的3%（90万美元）再返还给高某等人，由高某与谢某七三分成。
在高某的促使下，XXX控股公司与袁某一方签订合同，约定服务费标准为13%。袁某一方完成上述引资工作后，高某在对公付款申请流程上签字同意并经多人审批后，XXX控股公司共支付袁某一方390万美元服务费。
2021年11月，谢某收到钱后陆续向高某以及高某指定的账户（其母亲、表妹）转入了349.3万元，谢某自己分得151.7万元。
2023年5月24日，被告人高某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其他案件过程中，被民警抓获。同日，被告人谢某被抓获归案。
高某到案后，第三次讯问时如实供述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的事实，谢某到案后第四次讯问时如实供述其与高某之间共谋职务侵占并协助高某取钱、转账的事实。
案发后，高某主动退还人民币349.3万元，谢某主动退还人民币151.7万元，已发还被害单位XXX控股公司。
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高某身为XXX控股公司工作人员，利用其负责引进外资的职务便利，与上诉人谢某共谋，与对方串通，虚增3%服务费，套取本单位资金501万元，据为己有，数额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职务侵占罪。
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以其参与实施的全部罪行处罚。
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但是
谢某一审庭审翻供。
根据判决书显示，2024年3月27日，谢某在接受公诉机关讯问时也作出有罪供述。2024年6月25日，一审庭前会议中，谢某当着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同案被告人的面，表示认可之前的有罪供述。一审庭审时，谢某翻供，辩称受到侦查人员指供、诱供，但未举示相关线索或证据。谢某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且其无罪供述与其他在案证据相矛盾。
法院指出，谢某系初犯、从犯，已退还全部赃款，取得被害单位谅解，原本可适用缓刑，但谢某一审当庭翻供，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
故一审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谢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关于庭审翻供的原因和细节，二审判决书中也有披露。
2025年1月14日，重庆一中院二审讯问谢某，其否认犯罪。谢某供称：“高某和我说增加3%是向公司汇报过，公司同意的”。但在此后，谢某来电表示愿意认罪。
“鉴于本案主犯高某已判处缓刑，如对从犯谢某判处执行刑，可能导致量刑不平衡，本院决定再给谢某一次机会，于2025年2月18日再次讯问谢某，并告诫其必须如实供述，否则将面临严重法律后果。”重庆一中院表示。
谢某虽称认罪认罚，但又辩称：“3%的服务费高某是明着向公司要的，我自己不清楚……我之前供述3%的点是高某私自增加的，我是到案后才知道的。”
对此，法院出示证据指出，高某的供述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谢某与高某共谋增加服务费，并据为己有。
根据高某、谢某二人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显示，引资协议签订前，二人提到的“别的费用”“空间”“你要加钱的话”“多余的费用”“增加那个”均指增加服务费，高某作为XXX控股公司工作人员，系支付费用一方，不应当主动增加费用，二人商议增加费用的目的是为了套取资金，据为己有。
可见二人对犯罪具有共谋，并且谢某已经认识到行为涉及违法犯罪，才会提到“这种事很安全”。
法院强调，谢某虽称认罪，但否认主观明知，否认主要罪行，不能认定如实供述。谢某心存侥幸，不能认罪、悔罪，企图以谎言欺骗司法机关，可见其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不能适用缓刑。
重庆一中院裁定，原审被告人高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获得谅解，可从轻处罚。高某认罪态度好，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上诉人谢某系从犯，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获得谅解，对其减轻处罚。但谢某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不能适用缓刑。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裁定驳回谢某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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